摘要:儒家乌托邦经历了两个形态的演变。_“文本中的乌托邦_”类似西方的蓝图-偶像崇拜式乌托邦，_“语境中的乌托邦_”则逐渐淡化了社会蓝图规划以及弥赛亚式偶像崇拜的经验内容，消解了转向社会运动可行性，抽象化为近似布洛赫式的超验乌托邦，从而在现实政治之上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意义世界，为质疑、反思现实政治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王朝国家的属性，使之在_“私天下_”之外有了一定公共性、自主性以及自我调节机制。考察儒家乌托邦的这种历史演变轨迹及其政治功能，或许有助于拿捏政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提升人类的政治智慧。

摘要: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对农户生计产生系统性风险冲击，导致更大概率的规模性返贫发生。通过考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脆弱农户家庭收入的冲击，判断其风险应对能力大小，为测度评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规模性返贫风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视角。鉴于此，基于A省968户脆弱农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有效评估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脆弱农户家庭纯收入、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的冲击效应，并且比较了冲击效应在不同家庭贫困属性、家庭健康状况以及家庭劳动力资本下的组群差异，以此来实现科学测度乡村振兴过程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研究目标。研究结果表明：其一，虽然脆弱农户家庭纯收入经受住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但更多依靠的是政府转移性收入的帮助，只要政府转移性收入发生变化，脆弱农户的家庭收入就可能会受到冲击。其二，通过组群差异分析发现，在重大外生风险冲击下，应更关注非贫困、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以及劳动力资本较为充沛的脆弱农户。其三，根据分析结果，应从重视_“造血_”功能、构筑产业防线和优化政策体系三方面激发农户内生动力、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实现共同富裕。

摘要: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创新应用推动了城市基层治理变革，数字技术如何作用于城市基层治理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基于技术嵌入理论视角建构_“结构嵌合-关系重塑_”的分析框架以揭示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底层逻辑，并结合S市Z街镇_“一网统管_”的治理实践进一步剖析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通过结构嵌合重塑权力运行机制、柔化条块分割边界缓解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通过关系重塑链接政社边界及联通部门界限促进基层协同共生网络的形成。此外，综合S市_“一网统管_”赋能基层治理的调研材料发现，数字技术在赋能城市基层治理过程中还存在数字_“悬浮_”及_“政民互动_”实效不足等现实困境。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推动共同富裕建设的关键期，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期。高质量发展对促进农村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的带领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相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等方面的现代化发展水平仍不足，主要体现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不畅；农村农业生产率偏低且科技含量不高；农村产业发展要素欠缺，高质产业结构未能形成；乡村发展支撑要素的保障力不强；宜居宜业和美环境的构建短板突出等方面。新发展阶段，实现农村共同富裕需要做到：在明确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农村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基础上，着力于改革身份证制度；提升农业自动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水平；建立高质高效的产业体系，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持续深化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引导的农村综合性改革；加强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和治理体系等。

摘要:现代国家是一个庞然大物。面对可以吞噬一切的利维坦，一个社会处在驯服它、还是臣服于它的骑虎难下窘境。这样的处境，让国家运行呈现双曲线：控制住国家就得到良好治理的上行线，与无法控制国家而使其施政处于下行线。国家运行的上行线，让国家呈现昂然向上、生机勃勃的状态。国家的这一运行状态，不来自国家的权力意志，而受惠于驯服国家。国家运行的下行线，显现为一条从懒政、庸政、乱政、恶政到暴政颓变的线索，进而导致国家的结构畸形、制度安排不当、公职人员素质低下，并必然使国家运行于令人不满的颓势状态中，呈现在国家间竞争的失败结局上。在治国如骑虎的定势中，要么驯服这只猛兽，要么被其吞噬。因此，如果要让国家运行于上行曲线上，务必率先保证国家权力的皈依伏法。

摘要: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技术进步使人类具有了超越领土与地缘的空间限制而进行财富生产和战争的能力，从而使财富生产方式和战争形态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并使人类进入了后领土后地缘时代。在后领土后地缘时代，科学技术、资本与管理在财富生产与国家安全维护中的重要性即权重越来越高，而传统的领土占有与地缘控制的重要性越来越低。在经济上，中国、韩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分别是后领土时代来临的正面或反面案例；在军事上，海湾战争是后地缘时代来临的弱信号，而俄乌冲突则是强信号。但是，人类仍局限于传统领土观与地缘观，导致诸如俄乌冲突这类本可避免的地缘冲突的发生。

摘要:_“做中国哲学_”无论_“识人_”“说事_”还是_“观物_”,都不再以概念为中心，而关注镶嵌于生活经验中的思想观念。现代学者以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式，反对西方哲学以概念或范畴为中心的系统建构。陈少明先生提出精神现象之_“物_”,其客观性出自于物，而同一性则出自精神，观物走上了形上学的道路。不再以概念或范畴为中心的主张，而明确转换为以观念为中心，其旨趣仍然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一方面可以沟通古今，另一方面有利于沟通现代学者之间不同的研究方式，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哲学的创作。

摘要: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葬制，梵华嫁接的色彩非常明显。僧众丧葬模式主要有水葬、土葬、火葬、露尸葬等，但每种葬式的流行程度有别。土葬是此时最主流的僧尼丧葬模式，且最符合中华礼制的基本要求，是调和华梵之间文化矛盾的比较好的手段。颇有特色的露尸葬，因其最有印度佛教特色，在此时的僧众葬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选择水葬或火葬的僧众则相对较少。在汉传佛教历史上，只有隋唐时期才有如此多种类的僧众丧葬模式，这是隋唐这个绚烂时代赋予的特殊的文化特征。在佛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下，这些僧众葬制既都无一例外地受印度佛教的影响，建构在佛教义理的基础上，又努力寻求着中华礼制的认同，佛教的信仰与儒家的五常在此时已经有了很好的融合。

摘要:福斯特的小说《霍华德庄园》延续了维多利亚时代_“英格兰现状_”小说对英国现实问题的揭露和思考。小说通过施莱格尔姐妹、威尔科克斯父子和露丝所代表的三种文化记忆之间的矛盾冲突，伦敦城市文化和霍华德庄园乡村文化的对立，探索了英国经济发展和帝国扩张的背后，社会道德沦丧、宗教信仰式微以及工人阶级低工资、失业等社会问题，反映了作家对英国未来走向和发展的焦虑，而且引发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_“谁来继承英格兰_”这一著名的英国记忆问题。关于谁来继承霍华德庄园的问题，不仅关乎家族记忆传承，也意味着各阶层记忆的重组。小说最终完成了霍华德庄园主人露丝到玛格丽特的记忆传承，喻示着霍华德庄园被建构为英国传统记忆的_“记忆之场_”,具备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其中对立冲突的各阶层重新联结为一个象征性的记忆整体，以重建情感认同、归属感和凝聚力。福斯特给出的_“唯有联结_”,回答了英国记忆传承的问题。

摘要:20世纪中国美学已经在多向度、多层次上得到学界的充分探究，但关于20世纪中国美学史书写问题的研究至今仍有所欠缺。审视20世纪中国美学复杂的发展历程及其文化生态，研究者主要运用了知识型与思想型两种书写范式，从而使20世纪中国美学史的书写呈现丰富的样态。知识型书写范式专注于美学知识的内在发展和美学体系内部逻辑化建构的书写方式，强调美学知识之间的联系性、整体性与谱系性，并可以划分为_“具体美学家的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_”“美学学术论争_”“古今美学关系_”等三种类型。思想型书写范式将美学视为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强调美学_“症候式_”研究方法与意识形态效应，将美学的_“内部研究_”与_“外部研究_”进行有效整合，包括_“现代性角度_”“主题史方式_”“审美理想史范式_”“美学与政治的关系_”以及_“跨文化视野_”等若干类型。但是，在美学史研究和书写上依然存在一些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涉及20世纪中国美学原始文献处理问题、中国美学史书写的逻辑思路问题、中国美学精神提炼问题等。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能够为20世纪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和书写提供新的理论增长点，推动当代中国美学在世界美学的交流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摘要:阐释学对_“固态_”语言文本的过度重视，使得关于_“活态_”行动的阐释学理论一直处于相对匮乏的地位。保罗·利科的_“行动阐释学_”理论从行动出发，分析了文本行动中_“说明_”与_“理解_”“解释_”的相互渗透。他将批判性渗透到对_“间距_”的阐释中，认为文本一经形成便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文本的行动是一个_“去语境化_”和_“重构语境_”的过程。行动并非由单个行动者构成，而是_“多元行动者_”的协同运作和_“即兴表演_”。人类行动者也并非传统哲学意义上的_“主体_”,而是被行动裹挟却具备部分能动性，并在放弃自我的过程中理解自我。利科的_“行动阐释学_”虽没有完全摆脱_“语言符号_”模态，但他扎根经典阐释学理论，使得_“固态_”的语言文本再度_“活态化_”,并揭示了行动的部分运作机制，孕育了一种新的关于_“行动_”的阐释模式，呼应并一同汇入当代试图变革阐释学理论的潮流之中。当利科的_“行动阐释学_”与当代新兴的行动理论相遇，或许会生成一种更具阐释效力的_“行动阐释学_”理论，并进一步通向一种_“多模态_”的_“事件阐释学_”。

摘要:朝鲜半岛当前的核危机是由第一次朝核危机升级而来。危机爆发后，美朝双方展开了首次公开双边谈判，并发表联合声明：朝鲜同意暂缓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支持南北联合宣言中提出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美国郑重承诺不对朝鲜使用核武器和其他武力，不干涉朝鲜内政。然而，在第二轮会谈结束后，由于美朝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南北对话与特使交流方面无法达成一致，双边关系趋向紧张。朝鲜从反应堆拆除燃料棒，并拒绝国际检查员采集测试样本的举动使危机达到顶峰。由于担心朝鲜可能在被迫情况下采取极端行动，美国在不放弃外交和加强军事准备的前提下策划对朝空袭。此时，美国前总统卡特访朝传递出了朝鲜愿意重返外交谈判的信号，美朝借此契机回到谈判桌上，并达成了解决朝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但协议存在诸多隐忧，主要表现为：美国将对朝政策与整体外交战略挂钩，影响了解决朝核问题的一贯性；美国对朝政策需要兼顾韩国立场；美国对朝政策受到官僚政治制约。框架协议存在的问题也孕育着美朝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重趋紧张的可能性，为朝核问题的再次浮现埋下伏笔。

摘要:川省川汉铁路未经充分勘测及论证就决定取道湖北宜昌并从该地贸然开工，此一举动对后续川路的路事、路潮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工程艰难、省际纠纷、舆论指责等诸多因素的干扰，宜昌路工建设举步维艰、成绩有限，引起了时人的质疑并促成了清廷干路国有政策的出台。1911年清廷收路借债的一应举措推出后，川路驻宜总理李稷勋等宜昌路绅有鉴于宜昌路工的危险动荡情状，提出了维持路工、保全路款的应对方案。而成都保路士绅则认为借款合同丧权卖路并决议_“破约保路_”,随后提出了提回路款、停止路工的反对方案。双方的矛盾分歧推动了保路风潮的激化，随后酿成了成都罢市，为四川路潮最终走向决裂埋下了伏笔。宜昌路工史事的揭出将有助于补充川路史事的部分缺失，从而深化学界对于四川保路风潮的相关认知。

摘要: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数字化形态，呈现平台化、链条化和无区域化等特点。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融合发展，不仅导致传统犯罪呈现数字化转型，而且会形成庞大的网络黑灰产业，从而带来金融、网络与信息、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刑事安全风险，给刑法立法、刑事司法带来严重挑战。刑法理论对此需要分别从立法论与解释论上予以积极回应。从立法论上，刑法的积极预防有其界限，应当采取_“刑法治理与多元治理并轨、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同步、源头治理与重点治理并重、刑法明确与兜底罪名相融_”的发展模式。从解释论上，数字经济时代出现的犯罪新形态，对传统刑法理论的管辖论、不法论、归责论、共犯论等均提出新问题，需要提出与建构能动主义解释论。

摘要: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最活跃形态，在长期_“弱监管、强保护_”的数字市场中，平台制定的自我管理规则率先承担了大量市场管理功能，进而形成_“平台秩序_”。大平台的运行秩序带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等公共秩序的表象，对平台秩序的底层权力关系认识不足，造成了刑法对干扰平台秩序行为的入罪过度。大平台依靠数字技术建立数据权力，趋向排斥竞争的_“垄断化秩序_”、支配用户权利行使的_“准社会秩序_”,但平台秩序的本质是平台营利的稳定性，它缺少社会秩序法益的可保护性。对于干扰平台秩序的行为，应区分平台秩序关联的不同法益而予以入罪限缩：对破坏网络产品或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优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评价；对_“利用平台规则_”侵害平台财产法益的行为，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调整；对侵害平台或平台内经营者、用户财产利益的行为，区分适用财产犯罪和计算机数据犯罪。

摘要:网络暴力刑事治理的难点在于，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流程的判断标准并不明晰，且众多参与主体责任划分界限并未统一。解决路径为：采行为主义立场，将刑事治理对象由整体网暴现象转向网暴引发行为，结合行为事实本质与规范评价厘清网暴结果引发的行为范畴。在不法层面，以法益侵害为中心，围绕人身法益与网络空间秩序法益的双层性，探寻抽象危险证立下积量入罪的可行路径。在有责性层面，区分罪责与预防必要性，采取行为基准下考量行为人危险的实质判断模式。整体援引比例原则，贯通行为应罚性与危险需罚性，融入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项子原则，以刑事治理为手段，实现法益保护目的与言论自由保障效果的平衡。

摘要:2023年，曹顺庆教授团队完成的_“学术传承、文明互鉴与话语构建——中文研究生人才培养理念创新与实践_”项目荣获了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直面如何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这一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议题，该成果对现有的人才培养机制进行了深入反思，创造性地提出了_“学术传承、文明互鉴、话语构建_”的育人理念。在40年的教学实践里，曹顺庆教授传承四川大学的严谨学风，推进中西融通的育人举措，提出变异学的原创理论，克服学术研究对西方话语的过度依赖，并开启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设之路。他成功培养了三百多位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探索出高校中文研究生人才培养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