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期笔谈刊载四位海外学者关于 _“ 重写文明史_” 的讨论成果, 作者分别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哈佛大学教授大卫·达姆罗什 ( David Damrosch), 美国 《比较文学评论》主编、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托马斯·比比 ( Thomas O. BeeBee), 印度海德拉巴外国语大学教授伊普希塔·茜达 ( Ipshita Chanda), 英国利兹大学教授王斌华。 多元的学术背景为相关讨论带来了全球多元视角 体现出通过 重写文明史 超越单一文明史观 在平等互鉴、 对话、 包容中弘扬全球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学术立场。 总体来说, 大卫·达姆罗什和托马斯·比比代表了欧美学者对于 _“ 欧洲中心主义_” 的警觉和反思。 在大卫·达姆罗什的 《论文明史的书写历史》 中, 他追溯了在 _“ 欧洲中心主义_” 之外的西方学者关于文明史书写的案例, 让我们看到在 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 _“ 后欧洲中心主义_” 运动的源起和现状。 关于 _“ 后欧洲中心主义_”, 达姆罗什认为 _“‘ 后_’ 的前缀表明欧洲中心主义仍然存在_”, 但在文明史书写实践中 _“ 不再是对 _‘ 西方文明本质论_’ 不加反思的展现_”。 同时, 他也提出 _“ 单数文明、 复数文明、 文化?_” 的问题, 认为即使 _“ 文明的概念被复数化, 它往往偏向持久的延续性, 通常以一些大国为中心_”, 因此认为 _“ 谈论单个和区域的 _‘ 文化_’ 可能比笼统的 _‘ 文明_’ 更好_”。 托马斯·比比的 《世界史的重写: 从世界文学史书写谈起》, 则通过对西方学者关于世界文学史写作实践的回溯和反思, 探讨文明、 历史与 _“ 世界文学_” 的深层关联。 他认为 _“ 文明_” 这一概念 _“ 既可以指文化成就的总和, 又可以指贯穿各文化领域的某种本质特征_”, 这两层意义上的文明内涵都见于 世纪的英语材料, 与 _“ 文学_” 一词的兴起相吻合, 因此通过 _“ 文学史_” 反思 _“ 文明史_” 是可行且必需的路径。 在对 19 世纪和 21 世纪的四部文学史著的评析中, 我们能够看到文明史如何影响到世界文学的内容呈现和秩序建构。 伊普希塔·茜达的 《多元伦理主义下重写文学史何以可能?》 表现出印度学者对于 _“ 重写文明史_” 的震撼和理解。 在文章的篇首, 茜达就表达了她的 _“ 震惊_”: _“ 没有一部世界史或文明史是用梵语、 巴利语或任何一种印度语写成的, 而这些语言都为印度地域政治空间中宪法认可的现代语言的形成做出了贡献_”。 这既是一种事实, 也体现出印度对于历史、 文明和世界理解的传统: _“ 世界是一个由人际关系构成的世界, 一个相互联系的人文世界, 而不是一个地理或地缘政治的范畴_”。 因此, 她开明宗义地陈述关于 _“ 重写文明史_” 的 _“ 印度观点_”: _“ 要以一种关系性的而非确定性的观点来看待我们共有的这一世界_”。 王斌华是英国利兹大学的华人教授, 这种跨国身份让他更关注文明交流和互鉴中 _“ 文化翻译_” 的重要作用。 在 《文明互鉴中文化翻译的关键作用》 中, 他回溯了鸠摩罗什、 玄奘及林语堂等翻译家的文化翻译活动对于中华文化自身繁荣和世界传播的重要作用, 并就文明互鉴之要义、 途径和践行者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认为文明互鉴和国际交流意识、 专业翻译人才的缺乏, 是中国学术 _“ 失语_” 和 _“ 失声_” 的重要原因。 四位海外学者的讨论再一次证明了 _“ 重写文明史_” 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首先, 身处 _“ 欧洲中心主义_” 漩涡的西方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建构多元文明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他们关于世界文明史的最新思考和书写实践, 值得中国学界关注。 其次, 在世界多元文化背景下, 不同地区对于 _“ 世界_{” “} 文明_” 和 _“ 历史_” 的认知存在差异, 如何让多元文化资源融入 _“ 重新文明史_” 讨论和实践, 也是一个需要持续挖掘的话题。 最后, 就中国学术解决_“ 失语_” 和 _“ 失声_” 的问题来说, 无论在学术思想还是在具体措施上, 都需要有充分的思考、 实际的举措和切实的学术实践。

摘要:税收是现代国家汲取能力的集中体现, 既反映了国家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 更是现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资源保障。 进入数字时代, 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赋予了税收新的政治经济意义, 数字税成为全球税制转型的重要议题。 国家间差异化数字税征收实践主要源于全球数字经济产业链中的角色差异, 而非国家间汲取能力的强弱。 对于积极推进数字税实践的市场国而言, 其征税逻辑则因资源汲取能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这源于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结构关系变革, 给汲取能力迥异的国家带来了不同挑战。 总之, 现代国家将数字税视为应对其在国内和全球两个治理体系中权威流失的一种解决方案, 数字时代的税收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超越资源汲取的政治经济意涵。

摘要:产业链安全是关乎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 对产业链升级中创新问题的深度探究有助于确保产业链自主可控、 安全高效。 基于 2000—2013 年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专利数据库》 以及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的合并数据, 创新性地构造并测度中国制造业企业沿价值链创新的位置指标, 探究中国制造业企业沿价值链创新模式的演化特征以及内在原因。 研究发现: 第一, 总体来看, 2000—2013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沿价值链创新位置呈现 _“ √型_” 反转的特征, 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初期, 企业主要从事价值链相对下游化的创新活动, 而自 2004 年起企业逐渐向价值链上游开展创新。 第二, 从内在结构看, 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呈现 _“ √型_” 反转的特征主要由中低技术企业的创新活动驱动, 相比之下中高技术企业仍然处于相对下游创新的位置, 但中高技术行业的创新上游化追赶势头迅猛, 二者差距正不断缩小。 第三, 从驱动机制看, 贸易自由化和外资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下游化, 而本土市场一体化和技术吸收能力的提升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上游化。 同时, 本土市场一体化和技术吸收能力的提升还有助于激发贸易自由化和外资自由化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上游化的积极效应。

摘要:乡镇、 行政村和村民小组撤并的本质是治理内部化的实践, 即由彼此构成外部关系的多个区划单元转向内部关系的单一区划单元, 以期降低基层治理与发展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基于四川省基层区划撤并的案例考察发现, 一方面, 改革直接导致区划单元减少, 数量过剩的行政和自治组织领导需要凭借竞争方式产生, 从而提高了组织的素质能力; 区划半径的扩大为基层赋权构设了条件; 区划制度壁垒的消解降低要素资源的配置成本。 这项改革总体上实现了降低各类交易费用的预期目标。 另一方面, 在既定的基层政治体制、 产权结构、 社会基础等条件约束下, 基层区划撤并在一定程度上抬升了外部约束薄弱的乡村组织权力, 助推了要素资源配置的行政化方式, 并诱致新区划空间内部制度建设和情感认同的非均衡性。 所以, 治理内部化实践降低了若干项治理与发展交易费用的同时, 在体制、 产权等结构未发生实质转型的情况下, 短期内实则追加了部分交易费用。 由此, 未来基层区划改革应兼顾拆分、 撤并等类型的技术原则以及拓深改革内容。

摘要:关于合同的约束力, 西方的理论大抵依有偿与无偿的不同而分别说明; 在我国, 理应考虑本国的历史文化, 探索更具有解释力的理论。 就我国民法的外在体系而言, 在总则层面的法律行为下, 以合同为规范单元, 区分 _“ 通则_” 与 _“ 典型合同_”, 为法律人 _“ 找法_” 提供了明确的线索; 然而在 _“ 典型合同_” 与 _“ 合同_” 之间, 发掘 _“ 有偿合同_{” “} 无偿合同_{” “} 双务合同_{” “} 单务合同_” 等不同分类对应的法规范, 本身是对 《民法典》 做体系化整理的应有内容, 同时也可提升法律人的 _“ 找法_” 能力。

摘要:相较于 《民法典》 第 597 条第 1 款, 《合同编通则解释》 ( 征求意见稿) 第 20 条在重建无权处分一般规则、 确立消弭履行行为 ( 或物权变动) 效力未定状态的具体方法、 凸显权利人的自主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这两条均以 _“ 处分权_” 控制交易过程, 但不同的物权变动理论对处分权如何具体控制交易过程有不同理解。 债权形式主义是以处分权控制 _“ 事实行为_” ( 交付或登记的物权公示方法), 物权形式主义则是以处分权控制 _“ 法律行为_” ( 处分行为)。 由于前者与民法基本原理有所抵牾, 使无权处分在我国民法 ( 理论) 体系上殊难定位, 易使无权处分与无权代理疏离乃至造成价值判断失衡, 应以后一理解为优。

摘要:减价规则是指, 在债务人的给付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 债权人可以根据缔约时有瑕疵与无瑕疵给付的价值比例减少对待给付。 该规则的正当性在于使对待给付与给付相适应, 保持原合同的交换比例, 体现给付与对待给付义务的牵连性以及公平原则的要求。 减价规则的适用条件是: 债务人瑕疵履行、 债权人的对待给付可分、 债权人就瑕疵作了通知以及减价具备适用资格。 适用时, 关键是确定有瑕疵及无瑕疵给付的价值———通常以市场价格为准, 必要时可进行估价。 市场价格的标准时应为缔约时, 如此才能反映交易是否合算。 同理, 标准地原则上应为缔约地。 为更好地保护债权人, 便于清理债务关系, 应将减价权确认为形成权, 债权人在主张减价时应说明计算根据。

摘要:法权会议是美国主导的近代国际联合对华立法、 司法调查。 美国在法权会议期间的对华外交呈现出尊重中国 _“ 主权完整_” 与维持 _“ 必要之恶_” 并行的特点。 在制定与践行该外交政策的过程中, 美国法界认知与政府决策密切互动。 20 世纪 20 年代前期, 对于在华治外法权问题, 美国法界主流舆论与政府认知相互影响。 在法权会议筹备阶段, 美国政府迎合法界共识并任用以法界代表司注恩为核心的代表团筹划组织架构与会议流程。 法权会议开幕后, 按照凯洛格对司注恩的训令, 美国对华外交在内部张力凸显后得以重新调适。 在报告书起草阶段, 美国政府继续宏观把控进程。 为保障和协调列强在华利益, 司注恩主导完成 《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 最终维持 _“ 必要之恶_” 的现实需要压倒尊重 _“ 主权完整_” 的政策表达。

摘要:19 世纪中期以来, 英国开始向南太平洋地区派遣驻扎官、 领事等外交人员, 作为它在当地政策的推行者。 从身份上看, 英国领事多具有传教士背景。 受人道主义的影响, 他们对南太平洋的海陆秩序较为关注, 对猖獗一时的劳工贸易表现出了强烈谴责和抵制的态度, 也由此要求自身权限的扩大。 自 1857 年威廉·普理查德担任驻斐济领事开始, 英国政界关于领事裁判权的讨论开始深化。 一方面, 尽管英政府也决意对非法人口贸易进行打击, 但一些既有法律已经对领事的职能与权力做出了界定, 这当中的法理困境并不是容易克服的; 另一方面, 由于英国在南太平洋的总体策略还是以保守为主, 加之斐济政府于 1871 年成立, 领事裁判权由此丧失了进一步延伸的政治环境, 还有可能引发与他国之间的争端。 最终, 英国在斐济的领事裁判权只经历了 _“ 昙花一现_” 般的存在与实践, 虽然其中的一些人道主义因素产生了客观上的积极作用, 但它本质上还是英国海外政策的一部分, 是近代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侵犯他国主权的工具与凭借。

摘要:德勒兹与克尔凯郭尔之间的哲学对话, 近来愈发成为研究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但其中也暴露出两个明显的问题, 一是过于将克尔凯郭尔 _“ 德勒兹化_”, 进而忽视了绝对否定这个二者之间的关键区分; 二是过于局限于文本的出处细节, 而无法在二者之间找到深层的互通。 纠偏和推进该项研究, 需要首先围绕绝对否定这个要点辨析两位哲人关于生成-主体的不同理解, 再进一步从否定性这个要点出发对德勒兹哲学本身进行一番重释。 减损式的否定性操作充其量只具有局部和过渡的效应, 但在两卷本 《电影》 中深入诠释的 _“ 相信此世_” 这个命题却逐步展现出绝对否定的潜藏契机。

摘要:在 《法哲学原理》 中, 黑格尔提出了一个与国家相分离的 _“ 市民社会_” 概念, 这是一个伟大的概念创制, 在此基础上, 我们才能达到对现代性的自我确证: 现代性的进步性及其危机。 市民社会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标志, 它的两端即个人自我利益的特殊性和 _“ 需要-劳动_” 体系的普遍性互相交织, 首先体现为伦理的丧失, 但在其演化中又能回复伦理性。 理论教化和实践教化、 司法的普遍性公正、 同业公会作为有限的具体普遍性对贫困和贱民问题的纾解, 都在逐渐回复现代社会的伦理性。 只有从这个角度, 我们才能真正挖掘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深奥意蕴。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既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历史进步意义, 把它描述为一个具有无穷可塑性又不断实现人们的现代自由的场所, 又直面现代性的内在弊端, 还指出只要生活于市民社会中, 其弊端和困境就会始终存在, 但是现代国家必须为消除弊端作出努力, 而不能放任和漠视。

摘要:_“ 意义世界_” 的形成, 是符号学的核心论域, 也是文化传播发生的处所。 围绕 _“ 意义世界_” 的边界、 范畴及交界面所展开的对话, 是当代学术语境下明晰辨析 _“ 意义世界_” 不可绕过的问题: 首先, 在_“ 人文_” 与 _“ 科学_” 关系重构语境下以整体性的 _“ 知觉_” 调和 _“ 认知_” 与 _“ 感知_” 的矛盾; 其次, 以 _“ 符号物观_” 重新审视卡西尔关于 _“ 物_” 与 _“ 意义_” 的 _“ 此消彼长_” 论; 最后, 结合当代技术与人文融合语境, 以 _“ 信息_” 作为客观秩序规定性, 以达成 _“ 获义意向_” 与外部世界的联结。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后, 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发生了四个转向, 即翻译西方美学资料、 研究哲学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 中西方文化与文明及其比较研究。 这样, 朱光潜以其丰富的资料翻译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的学科基础, 推动了以美的本质、 美学基本原理为重要成果的哲学美学的研究, 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美学、 文论的资料建设和研究水平, 在美学界开启并促进了对中西方文化、 文明及其比较的研究, 推进了中西方美学、 文艺、 文化、 学术的交流。 朱光潜以美学家、 理论家的身份介入当代文艺、 哲学、 文化问题的讨论, 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 文化实践的发展, 并以开阔的视野和规范的研究引领、提升了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发展。 他的研究转向是时代变迁与个人选择、 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既包含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全面、 客观地还原这四个转向, 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 评估其转变效果, 有助于科学地理解、 评价他的研究, 也能够由此反映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轨迹。

摘要:作为文学空间的宋代词垣并存着朝廷制度矩范与文士个体情怀两种语境。 以此二者观照词臣生活中四个代表性的面相, 即他们的应制之务、 值宿吟咏、 与词垣之吏的关系以及追仰前朝词臣的文化现象, 颇能真切具体地探究词垣文学风貌的内涵。 在制度矩范的笼罩下, 词垣的应制撰作必须符合上层权力的政治意向; 值宿吟咏倾向于规范性地表现侍从宫廷的清贵雅致; 词臣与吏员的关系显示出制度的幽微之端对词臣才情的制约; 追仰前朝词臣的口径表现为称述前贤黾勉仕位的功绩。 在个体情怀的鼓促下, 应制撰作能够超轶官场的守常氛围, 彰显文章才士以文自赏、 嗤哂卿相的风度; 值宿吟咏能以村野之趣突破宫廷的审美品位; 词臣与吏员的关系反映为扬显词臣个人形象的诗文著述对吏员角色修辞式的驱使运用; 追仰前朝词臣的态度表现为称慕前贤退居闲适的诗作, 以此慰抚一己之宦场失意的心绪。 宋代词垣的文学空间存在着 _“ 制度- 个性_” 并峙的态势, 词臣侪辈逾越制度矩范彰显个体情怀的气概, 应当成为文学研究中一幕值得关注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