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人类共同价值” 诸范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的不只是 “ 价值观”, 更是 “ 自然法权”。 通过对 “ 全人类共同价值” 的自然法权内涵分析, 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 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 这些自然法权是不可剥夺的, 是人类物种的 “ 安身立命之本”, 而不是由某个民族国家赋予的。第二, 它们不仅是某个民族国家的 “ 主观愿望”, 而且是基于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而对人类物种来说的 “ 客观价值”。 第三, 它们不仅是抽象的关于 “ 共同价值” 的观念, 而且在具体内涵上构成了自然法权的基本范畴。 第四, 这些自然法权绝不允许被任何一个民族剥夺和破坏。 第五,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明是对人类物种“ 自然法权” 的践踏。 因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把上述 “ 自然法权” 熔铸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 进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理基础。

摘要:洛维特将神学视为历史进步意识的前提条件, 将马克思历史哲学同基督教末世论进行同质化理解, 是对马克思历史哲学叙事前提的神学解读。 从维科到黑格尔的近代西方历史哲学本质上致力于以哲学反思历史、 以历史证明神学, 持续发展了孕育于历史神学中的历史进步意识, 最终实现了对历史神正论的彻底完成, 表现出鲜明的神学性质。 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叙事前提并非神学, 而是 “ 现实的人” 及其目的性实践。历史的意义不在于真理的 “ 彼岸世界” 之中, 而在于 “ 现实的人” 的生活世界即 “ 此岸世界” 的真理之中。“ 此岸世界” 的真理性源于其构成 “ 彼岸世界” 的历史起点, “ 彼岸世界” 是对 “ 此岸世界” 的理想形象的建构性反映。 世界从现实状态向理想形态的转变过程是历史进步与历史代价的统一, 呈现为 “ 更好的当下历史” 向 “ 当下历史的理想形态” 转化的非线性过程。 这一转变过程得以完成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在于, “ 现实的人” 及其以改造现实世界为目的的革命性实践。

摘要:中国新诗在每个时段的话语建构中, 均有日本因素的介入、 规约和影响, 这种介入、 规约和影响使中国新诗拥有令人企羡的 “ 高起点”, 而且在前行途中总能适时地遇见补充马力和营养的 “ 加油站”,一路上个性尽显, 即常以簇新、 先锐的姿态出现, 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同世界诗歌潮流的接轨与融汇, 宣显出喧腾纷繁的景观。 然而, 日本借镜对中国新诗也不乏负面效应, 表现是中国新诗在吸收日本营养过程中功利性太强, 浮躁气过重, 常盲目 “ 跟进” 与仿效; “ 仰视” 的接受态度和方式, 遮蔽、 扼制了主体意识, 造成对日本因素一定程度的 “ 误读”; 过度倚重政治因素, 常以感性压倒理性, 以思想取代艺术。 不过, 因为有中国的民族精神、 现实境况和艺术传统特质等因素压着阵脚, 中国新诗在借鉴过程中总能保持独立个性与品格, 对日本异质文化系统自觉消化, 有所扬弃, 以不同程度的 “ 增殖” 和 “ 变异”, 在 “ 日化” 的过程中实现了 “ 化日”。 这启示后来者新诗只有开放方可获得与全球诗歌对话的权利, 但在开放过程中必须注意使异域的艺术经验中国化。

摘要:网络文学生产的基本法则是快与量, 即网络写手日更不辍, 越写越长, 唐家三少即是典型代表。 他每小时写八千多字, 写作速度非常惊人。 与之相对应, 传统文学生产则追求慢与质, 路遥写作 《平凡的世界》 便是一个著名案例。 为了完成这部百万字的 “ 巨著”, 他先是经过三年左右读书、 翻报纸、 让生活重新到位的精心准备, 然后又用三年时间艰苦写作, 甚至为此付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网络写手惊人的生产性, 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在写作时可以信马由缰, 同时电子书写也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而更深层的动因则是经济利益, 因为只有写得长, 粉丝的粘附度才会高, 订阅量才会大。 而高粘附度与大订阅量又直接提升了网站的流量, 流量一上去, 某个写手或某部作品才会被资本投以青眼。 而由于资本渴望加速, 所以网络文学的生产、 流通、 传输、 消费也就全部处于高速运转之中, 成了阿多诺所说的杀婴行动: 用新产品扫荡市场, 再把新产品逼进坟墓。

摘要:近代化书写是森鸥外文学的一大创作主题。 作为兼具东西方文化视野的近代文豪, 森鸥外在文学表达中一贯坚持尝试寻找东西方价值观的结合点, 通过调和东西方文化的矛盾积极探索日本近代化模式, 其作品聚焦封建与近代、 保守与进步、 秩序与个体等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 体现出知识人对社会的自觉思考和文学的时代关照。 步入创作丰硕期后的森鸥外文学在拓展初期主题的同时, 表现方法上有了较大的变化, 较之初期作品的感伤性与抒情性, 中后期作品则表现出冷峻的凝视、 理性的写实与批判的精神, 《半日》 《修建中》 中鲜明地体现出这种转变特征。 在两部作品中森鸥外运用高超的象征性叙事揭示了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与矛盾, 他将新旧价值观的问题、 先进与落后的问题、 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问题等日本近代化进程中需要超越的重要课题统摄于两作中, 从文学层面为在近代化困境中挣扎的近代日本人提供了反思的视角。 其对近代化进程所进行的理性思考与批判性书写, 正是时代的迫切性与作家个体的自觉性催生的产物。

摘要:因原刻本失传, 被元人赞为 “ 宇宙间精妙之书” 的程若庸 《增广字训》 自明以来一直遭受被埋没、 误解之命运, “ 村塾学究” 发蒙之书成为其固定标签, 故有必要重解之。 就原北平图书馆所藏该书元刻本残卷看, 在文本结构上, 《增广字训》 创造性采用字义与类纂相结合的新形式, 集前贤同类著述之长, 巧妙地完成了概念的精简界定与思想的深入阐发; 就字义思想言, 相较之前同类著述, 该书所收字义最广泛全面, 字义的逻辑性与体系性亦最分明, 且字义构成形式最多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该书独创 “ 类纂”,精选博收宋代理学诸说, 以 “ 愚谓” 系统深刻地表述了自身的理学见解及对朱子的反思。 因此, 《增广字训》 实现了理学的训蒙普及与理论拓展双重目标, 可谓理学范畴研究深具体系性的大成精深之作, 对理解宋元朱子学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古人言及张载思想的特点, 都首提其 “ 以易为宗”, 说明张载的哲学思想与 《易》 有极深的渊源关系。 何以说张载思想 “ 以易为宗”? 其主要在于: 张载 “ 勇于造道”, 其 “ 造道” 之功是从易切入的;其 “ 太虚即气” “ 气化之道” “ 一物两体” 的宇宙观源于易理; 其贯 “ 性与天道为一” “ 知礼成性” “ 变化气质” 的心性论根于易; 他颇有影响的 《西铭》, 其思想乃 “ 本儒家 《孝经》, 参以易理”; 其著名的 “ 四为”说之 “ 为天地立心” 句, 亦从 《易·复卦》 之 《彖传》 “ 复, 其见天地之心” 立论。 “ 以易为宗” 既说明了张载关学的思想渊源和特点, 也彰显了张载哲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和立论根基, 是理解张载思想之关键所在。

摘要:四川泸定县岚安乡将军庙戏楼上的两幅清代哪吒壁画, 是迄今为止笔者在四川地区发现的唯一现存的古代哪吒壁画。 该壁画是在戏楼竣工的当年由前来兼唱踩台戏和庆坛戏的戏班所绘, 其内容和造型与唐宋以来广泛雕绘在石窟、 建筑和各种图谱中的同质化哪吒图像不同。 壁画在故事内容上杂取博采, 描绘的是 “ 花戏” 中哪吒奉如来法旨降妖伏魔的故事场景; 在人物造型上多源异构, 既借鉴了神谱、 密典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也融入了画师对 “ 花戏” 中人物的非程式装扮的观察思考; 在宗教功能上具有镇台驱邪、赐福祛祸的作用, 这与哪吒在佛道两界的职司和民间坛场的地位有关。 壁画外在 “ 表象” 为戏画形式, 而内在 “ 观念” 则为神图的宗教属性。 对其加以个案分析, 可为学术界研究古代民间图像提供启发和借鉴。

摘要:在公吏位势最为低谷的南宋时期, “ 公吏世界” 说反而甚嚣尘上, 历史书写与历史事实之间巨大反差的背后, 必然存在诸多隐讳的悖论。 “ 公吏世界” 几乎是 “ 公吏作恶” 的代名词。 公吏 “ 恶象” 的形成, 首先是因为公吏是官府善政的失语者, 基于与科学人性论存在诸多相悖之处的儒家人性论, 公吏先天就不可能出现在善政书写中。 不仅如此, 公吏还是官府恶政的替罪羊。 南宋州县官违法征税是常态, 却不愿坦然承担违法恶名, 遂将恶名转嫁公吏, 反复宣称公吏是违法征税的最大受益者。 同时, 公吏还是官户豪横的替罪羊。 官户非法攫取了社会大部分财富, 但士大夫的书写却极力强化本为帮凶的公吏的关键角色, 反而极力淡化官户的豪横形象。 在塑造 “ 公吏世界” 的过程中, 士大夫成功地让公吏成为了社会负面的关注焦点和社会矛盾的缓冲阀。

摘要:两宋的 “ 公人” 可直译为 “ 公家之人”, 但其内涵却前后发生着变化。 北宋公人多指义务性为官府承担一定职能工作的职役, 常常与使院语境下官府招雇的吏人的职能交错混同, 其中衙前公人出身、 职能及其去向的特殊性, 通常独立于诸色公人之外, 甚至地位优于州县一般吏人。 但随着北宋中期王安石推行“ 吏士合一” 政策, 吏人地位渐渐提高, 职役开始倾慕吏职, 至南宋前期吏人、 衙职成为职役较好的去向。南宋中后期 “ 公人” “ 公吏” 往往混同书写, 至少在士大夫们语境中, “ 公人世界” 里的公人是他们所担忧或鄙夷的胥吏群体, 这时的公人特指介于官民之间的公家之人。 公人角色变化的背后, 折射出乡村中上层群体由失利情态向获利情态转变的功利诉求, 以及社会转型中两宋政权扩大税源以补充浩大财政开支的主体社会语境。 公人作为一个融合吏人、 职役、 乡役等多重职能身份的社会符号, 在从民向官的价值转向中, 勾勒出两宋基层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摘要: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 富勒是当代西方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 表面上看, 两者没有可比性。 但是, 经过重新建构, 立足于比较法理学进行文明互鉴, 他们的理论逻辑有较强的关联性。 韩非的法理学可以通过富勒的 《法律的道德性》 一书来透视, 根据此书的结构与框架, 可以发现, 韩非也论述了 “ 两种道德” 。 其中, 惩罚性的法律相当于 “ 义务的道德” ; 至于奖励性的法律, 则相当于 “ 愿望的道德” 。 富勒提出了关于 “ 法律的内在道德” 的八项原则, 针对这八项原则的大部分内容, 韩非都有论述。 富勒认为, 法律是一项有目的的事业, 且这项事业的成功取决于那些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们的能量、 见识、 智力和良知。 富勒如此界定的 “ 法律的概念” , 与韩非对法律的理解遥相呼应: 韩非也把法律看成是一项事业, 且把这项事业寄托在君主身上, 因而对君主的能量、 见识、 智力、 良知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富勒论述了法律的实体目标, 韩非也论述了法律的实体目标: “ 唯治” 与 “ 多力” 。 韩非作为先秦学术思想的最后一座高峰, 他的法理学可以在富勒的法理镜像中得到很好的映照, 表明韩非的法理学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

摘要:案例指导制度试图以司法决策的同一性控制来实现形式平等的普遍正义, 也许能够在个案意义上消解 “ 同案不同判” 的偶在悖论。 但这种方法论进路取向于由某个 “ 大主体” 的 “ 我思” 所预设的那个大写的 “ 一”, 追求的是形而上意义的 “ 同一性”, 实际上并不利于系统对环境复杂性保持认知开放。 在法律自我反思视角下, 所谓 “ 同案同判”, 或者说作为经验载体的 “ 遵循先例”, 主要是为了保证具有相关性和开放可能性的 “ 类案/ 先例群” 能够作为法律沟通的生产 “ 要素”, 在 “ 求同/ 辨异” 的系统功能迫令下被有效推送到 “ 找寻衔接” 的过程中, 从而以其差异化的选择可能性为当下提供反思性的选择结构。

摘要:我国刑法第 25 条规定了 “ 共同犯罪” 并将 “ 共同犯罪” 局限于故意的场合, 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了过失共同犯罪的适用。 包括刑法第 25 条第 1 款等条文中的 “ 共同犯罪” , 应在区分了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制共犯立法体例下进行理解, 以处理故意共同犯罪的情形。 而刑法第 25 条第 1 款强调的并非是过失共同犯罪以单独犯论处, 而是各参与者在单一制共犯立法体例下, 全部按正犯处理。 故意共同犯罪和过失共同犯罪均是共同犯罪原理统摄下的共同犯罪形态, 在同一部刑法中将故意和过失的共同犯罪形态分别置于区分制和单一制下, 没有超出共同犯罪的可能立法范围, 是在罪刑法定原则下进行的合目的性解释。肯定过失共同犯罪的适用, 能够回应风险社会下频发的过失共同犯罪现象, 体现功能主义刑法观指导下刑法解释的生命力。

摘要:愿景是组织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对服务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基于申报全国百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 180 家单位样本, 运用文本分析法归纳出包含专业性、 伦理性、 政策性、 公益性和挑战性 5 项属性的服务型社会组织愿景理论框架, 进一步将 5 项愿景属性作为条件变量, 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 csQCA), 探究组织愿景与绩效间的多重因果逻辑关联, 研究发现实现组织高绩效的 3 个愿景组态, 均以挑战性愿景为必要条件, 总结命名为力拔头筹型、 义利相济型和兼收并蓄型愿景; 同时发现组织非高绩效的 6 个愿景组态, 总结命名为安常守故型、 刚强严苛型、 华而不实型、 无源之水型、 水土不服型和生搬硬套型愿景。 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实践出发, 揭示服务型社会组织愿景的内在模式及其与组织绩效的多重因果逻辑关联, 不仅为理解服务型社会组织愿景的重要性做出理论贡献, 而且为指导服务型社会组织的组织文化建设提供了可行性实践思路。

摘要: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传承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 红色文化传承的运行逻辑表明红色文化价值彰显的重要性, 但在红色文化传承中, 当代文化反哺现象导致的 “ 代际困局”、 社会需要变迁带来的 “ 价值困惑”、 多重文化竞争引发的 “ 选择困境”, 造成了红色文化的价值遮蔽,形成了传承阻滞。 凸显价值优势的红色文化内涵历史化、 赢得传播效能的传播现代化是去除价值遮蔽, 实现红色文化当代传承的有效路径。

摘要:鲁迅思想的发生与清末留日知识界有关 “ 革命道德” 话题的讨论密切相关。 这场讨论聚焦革命者的 “ 私德” 问题, 经由 《新民丛报》 与 《民报》、 章太炎与 《新世纪》 的笔战扩大了影响, 鲁迅在东京时期所作的诸篇论文正是诞生在这样的思想语境当中。 对 “ 革命道德” 话题的关注、 思考与回应, 促使鲁迅初步形成了以 “ 立人” 为核心的进德观。 他通过对 “ 人” 的内涵更新与 “ 立” 的方法变革, 构成对儒家“ 立人” 进德观的挑战与现代转化。 鲁迅进德观的落脚点在如何塑造现代人格的问题上, 也融入了借重文艺发扬精神的思路, 形成了审美与道德融合的文学观念。 鲁迅关于 “ 革命道德” 的思考从清末延伸至 “ 道德革命” 的五四时期, 又在 1930 年代新的革命语境下再次被激活, 对 “ 革命者/ 启蒙者” 的道德审视与批判构成了鲁迅思想一以贯之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