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第十一条在学界引发了诸多争论, 其焦点在于如何理解 “哲 学家们” 的指涉对象、 马克思是否放弃 “解释世界” 的理论诉求以及 “解释世界” 与 “改变世界” 之间存 在何种关系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 探讨 “哲学家们” 的指涉对象理应自觉置于马克思创作 《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 的学术背景和时代环境进行考察, 马克思视域中的 “哲学家们” 实际上具体指向某一类人; 在是 否放弃 “解释世界” 的诉求上, 马克思确实舍弃了哲学性质维度的 “解释世界”, 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哲学认 知意义上的 “解释世界”; 在 “解释世界” 与 “改变世界” 的关系上, 要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以及哲 学观变革的意义予以整体审视。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重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第十一条, 对继承与发 扬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精神及其价值旨趣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马克思在 《法兰西阶级斗争》 和 《雾月十八日》 中首次推进了唯物史观具体化的理论历程, 他通过深化对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在特定条件下的外部表现形式、 把政治斗争史的研究提升到政治发展之历史 规律的层面等问题的探讨来完成这一理论工作。 马克思的这种理论探索不仅使他在法国政治史的研究上实现 了方法论及理论成果的创新性突破, 而且, 他在唯物史观具体化问题上的探讨也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 深化 对唯物史观具体化的理论解读, 不仅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且对于深化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摘要: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避谈 “市民社会” 的事实, 在学界引发了市民社会概 念是 “消失了的范畴” 这一代表性观点, 但从文本表述和文本内容相结合的整体性视角来看, 市民社会概 念实质上是 “隐匿” 而非 “消失” 的。 市民社会概念的 “隐匿” 主要源于马克思研究视域和批判方法的双 重变革: 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研究视域的转变促使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市民社会内蕴多重历史面相和理论意 涵, 马克思为革新和重构市民社会概念而刻意将其加以 “隐匿”; 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运用则推动马克思 自觉意识到应当深入市民社会内部展开具体的、 历史的分析, 这种批判方法的变革为市民社会概念的 “隐 匿” 留存可能性与合理性空间。 市民社会概念的 “隐匿” 不仅表征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种进步性指向, 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展开的市民社会批判中自我革新的理论品质。

摘要:马克思的具体总体观是一种研究一般历史和具体历史辩证统一的科学方法论。 完整把握马克思 具体总体观的本质内容, 离不开清晰地辨析马克思在 “具体” 观问题上对黑格尔、 费尔巴哈、 施蒂纳、 蒲 鲁东等人的思想超越; 马克思具体总体观所具有的唯物主义性、 社会历史性、 社会关系性、 内在矛盾运动性 等特征, 也都是在超越这些思想家的过程中不断获得和完善的。 透彻地理解马克思具体总体观的四重特征, 不仅有助于清晰地把握唯物史观在 “具体” 解读上的独特理论深度, 而且有助于准确地辨析国外学界各种 流行观点的学理缺陷, 同时也为我们从 “具体” 之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来深化对当下中国的 “具体实际” 的理解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摘要: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其名著 《原始思维》 中提供了大量生动的实证案例, 为我们探讨 人类逻辑思维的起源打开了一扇大门。 他指出, 人类原始思维是一种以 “互渗律” (如隐喻) 为特色的 “前 逻辑思维”, 它不受逻辑思维的矛盾律的制约, 但也并不与之绝对冲突, 只是对之不在意而已。 而从人类思 维发展的历史来看, 整体上都是一个从原始互渗律占优势到逻辑思维逐渐占优势的过程, 双方既有互相妨碍 的方面, 同时也有互相促进和提升的方面, 谁也离不开谁; 且归根结底, 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互渗的思维方式 在进化中自否定的结果, 原始思维是逻辑思维的根。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基本上未能摆脱原始互渗律的束缚而 发挥其潜在的逻辑功能, 有待于在吸收西方逻辑思维的文化融合中重塑汉语思维的现代形象。

摘要:什么是批判? 我们何以能够作出批判? 基于康德的启示, 我们可以把批判分为对象性批判和自 我批判两种类型。 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一种普遍现象或思想观念作出批判, 乃是基于一种理性的概念构想, 它 刻画了事情的本真所是或理想应是, 对实存的事情具有一种规范性的力量。 而什么样的理念或理想才是合理 的, 这不能诉诸简单的内省反思, 而应通过自我和他人现实的共同论理才能得到确认。

摘要:阿多诺认为, 在后期资本主义的封闭语境中, 以彻底的、 直接的社会变革为目标的政治实践不 可能取得成功, 这个时候, 纯粹的理论思考只有拒绝直接运用于实践, 才能够真正对实践产生积极作用。 基 于历史语境的变化, 阿多诺赋予理论与实践关系模式一种辩证的理解, 拒绝将理论工作的意义放置在实践有 用性的框架来衡量, 这可以被理解为对理论思考的自主性的捍卫; 更深刻地理解世界的理论思考, 本身就是 具有改变世界的批判潜能的实践形式, 其独特属性可以概括为康德式 “无目的的目的性”。 理论工作的性质 独立于日常利害关系, 我们切勿使用目的-手段推理方式来衡量其存在价值, 而理论自主性的实现, 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思想者本人能否在认知上获得边缘视角。

摘要:陆象山对 《论语》 《孟子》 等经典的解释, 表现出高度的自觉与自信。 他通过把握主旨、 还原 语境、 质疑拣择三个环节, 构成了自成一体的解经方法。 把握主旨强调对经典大纲的理解优先于对细目的把 握, 还原语境强调在具体语境中体会经典的立言本意, 质疑拣择强调依循本心而反对对经典的盲目信任。 总 体而言, 把握主旨可谓是象山解经的目标。 象山的解经法虽然也沿用汉唐经注的训诂章句, 但只是作为初级 手段, 他的解经根本上是作义理的阐明。 在这个意义上, 象山的解经法已完全跳出经学的窠臼, 而进入了分 析的批判的理学形态。

摘要:学界对 《中庸》 在宋代的地位提升并最终成为四书之一的成因有较大的争论。 事实上, 在释 僧智圆之前, 儒士田锡、 邢昺等已尽力推崇 《中庸》。 田锡助推 《中庸》 入科考; 邢昺宣扬 《中庸》 心性之 学, 告诫君主和士人注重修身, 由 “内圣” 而 “外王”; 陈充跟随朝廷崇儒风尚而释 《中庸》; 赵湘自觉阐 发 《中庸》, 以斥杨墨、 申韩之异端。 正是儒士的推崇加速了 《中庸》 的传播, 扩大了 《中庸》 的影响, 推 动了 《中庸》 学在宋代的兴起。 并且, 田锡、 邢昺等对 《中庸》 所固有的 “内圣外王” 思想的自觉阐发及 推崇, 并非源自智圆或其他僧徒的影响, 相反, 智圆僧徒之所以热衷 《中庸》, 并以之作为调和三教关系的 文献依据, 还是宋初儒者及朝廷影响的结果。

摘要:乡村曾被视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基础, 在近代改称 “农村” 后, 逐渐被认为出了问题。 农村 怎样成为 “问题” 及其所成的 “问题” 本身, 既伴随着中国现代性展开的进程, 也因其间的 “现代” 眼光 所生成。 这背后的一个要因, 是城市的兴起和城乡的对立。 由于城市被视为国家的主体, 原来作为广土众民 代表的乡村逐渐沦为化外, 不复能表述自己。 在五四后出现一种读书人想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倾向, 先是开始 关注已近于未知的农村, 观感褒贬参半; 接着是被关注者逐渐问题化, 见解贬多于褒; 最后是问题化的农村 升级为 “破产” 或 “崩溃”, 表述以贬为主。 其间一个重要特点, 是一些人因缺乏了解而把常态看成变态, 甚至把国家整体的危难移植到农村身上。

摘要: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中心的一批优秀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为中国人文社 会科学 “本土化” 做出了卓越努力。 蒋旨昂属于他们之中拥有明确 “学术自觉” 的佼佼者, 他的 《社会工 作导论》 以 “建立中国社会工作之体系” 为目标, 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构建的最初尝试。 而 《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 则立足于社区, 把田野调查一类 “地方性知识” 融入学术表达和理论建构之中。 著 名人类学家施坚雅在 1964—1965 年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系列论文, 主要依 据的是其在成都南郊的高店子一带进行田野调查的资料, 而蒋旨昂就是施坚雅在华西协合大学访学期间的指 导教授。 尽管施坚雅受到蒋旨昂的影响, 他和蒋旨昂的基本取向还是有不小的差异。

摘要:施坚雅于 1949 年末至 1950 年初在成都郊外高店子进行的田野调查, 对他日后关于中国市场体 系的思考有重要影响。 北伐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性发展, 即从燕京社会学侧重村庄本 身的做法转向华西社会学以乡村为社区的区位分析取向。 近年出版的施坚雅田野笔记显示, 他来中国时本来 想要研究的是社会人格塑造, 这是那个时代人类学领域相当重要的问题。 但等到他在成都的田野调查不得不 结束之前, 其研究主题已转移到市场体系。 在此转变过程中, 蒋旨昂等华西社会学系老师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 华西学人对市场体系与政治社会体系的关联认识, 与施坚雅在 1960 年代关于中国市场体系论著中的观 念颇相契合。 就此说施坚雅的理论至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华西社会学人的影响, 或不为过。

摘要:道德、 器物与文学之间存在着精神上的契合。 器物作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合 体, 承载着深厚的道德内蕴。 人们以器比德, 通过赋予器物精神内涵来表达对 “德” 的思考。 刘勰深受儒 家思想的熏陶, 《文心雕龙》 以 “器物比德” 的方式来论说理想的文学与文人。 首先, 刘勰继承了儒家明慎 辨物的传统, 以辨器比识德, 认为明辨器物的正色与间色就是推崇道德与文章的雅正之美。 其次, 刘勰以器 质比德质, 以治木砌墙时的先质后文来论说理想的文人人格, 以玉器的以质为文来论说文章之美。 再者, 刘 勰以制器比修德, 以金属冶炼对质料的重塑、 律管定律对器物的规范, 来喻指人修身正己的过程, 并将其引 申至文体的规范性。 最后, 以器用比德彰, 借圭璋等玉器之用比君子德行和文章之美, 又以木材喻人才, 论 说文德以器用为本。 《文心雕龙》 的 “器物比德” 传统建立在 “天人合一” 的哲学观念和 “器以藏礼” 的 礼法观念基础之上。

摘要:在朱熹思想中 “欲” 和 “人欲” 是不同的范畴, 其讲 “灭人欲” “去人欲” 并非要人 “灭欲” “无欲”, 而是主张克制不合于理的过分欲望。 虽然朱熹人欲说在中国后世也招致了误解, 但日本近世对朱 熹人欲说的漏读与误读却呈现体系化的特征。 这一现象酝酿于藤原惺窝、 林罗山等所谓朱子学的 “忠实介绍 者” 当中, 至古学派兴起后, 其内部各家儒者开始对宋儒人欲说进行猛烈抨击, 然而观点不尽相同: 山鹿素 行区别了周敦颐和朱熹无欲说的差异, 贬周而褒朱; 伊藤仁斋、 伊藤东涯认为 “主静” 不合于 “天地生物 之心”, 指出无欲是无意义的修养工夫; 荻生徂徕、 太宰春台则考究 “人欲” 在 《礼记·乐记》 中的内涵, 批判宋儒人欲说是对古典真意的背离。 朱熹人欲说被古学派如此误读, 与近世早期朱子学与阳明学对欲望的 严格主义演绎有关, 藤原惺窝、 林罗山等的人欲说中并未传递出朱熹对 “欲” “人欲” 的区分, 而阳明学者 中江藤树与熊泽蕃山则极力表现着儒家无欲境界的奇妙。 这些诠释传统共同构成了古学派理解朱熹人欲说的 历史文脉。

摘要:在扬雄 《方言》 的研究中, 其中的一些方言词语, 往往难以找到实际使用的书证 (即见于历代 文献中的实际用例), 其原因主要有二: 首先历代的研究者寻找文献用例的视野主要集中在文言文献上, 而 《方言》 中的方言词语一般出现在俗语言文献中 (“方” 往往与 “俗” 统称 “方俗”, 历代主流场合提倡雅言, 因此较少运用方俗语), 故当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到诸如医书、 农书、 史籍、 笔记小说等, 特别是面广量大且语 言总体趋俗的汉文佛教文献中 (包括汉译佛典及中土佛教撰述)。 其次, 许多方言词语没有专门记录的汉字 (故只能以同音字记录), 另外, 一些词的不同地域的方言变体, 往往也仅为语音上的变化, 因而导致记录的形 体各异。 所以在搜寻文献用例时, 我们必须突破字形的束缚, “以耳治而不以目治”, 循着 “语转” 的轨迹而 发现新的词形。

摘要:声调语言的重音及其实现方式一直存在广泛争议, 节奏角度可以为此问题带来新的研究思路。 nPVI 节奏模型主要反映相邻音节时长变化, 作为声调语言, 成都话的 nPVI 明显高于普通话, 接近被视为重 音计时型语言的英语, 这与其重音凸显方式密切相关。 成都话双音词和三音词的首音节大都具有时长重音, 信 息焦点也主要依靠时长凸显, 有时还辅以焦点前压缩和助词延展。 重音可以和声调共存, 变调规律有时与重音 实现直接相关, 声调语言的节奏特征可以反映该语言中重音的作用大小和凸显度差异。

摘要:政治学理论是时代政治精神的结晶。 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政治学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形 成了三大发展主轴。 这些阶段和主轴反映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曲折历程。 伴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阶 段, 中国政治学的主体意识和反思意识明显增强, 摆脱对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依附、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 政治学理论体系已成为共识。 在这一目标的导引下, 涌现出田野政治学、 历史政治学、 民族政治学等诸多理 论建构尝试, 它们从不同角度倡导建立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时代变迁推动着政治学的发展转型, 建构 基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充分挖掘本土议题、 反思和重构概念体系、 形成新 的政治学命题和证成中国文化价值, 将是政治学理论下一步的主要发展方向。

摘要:在 “顶层设计” 的同时, 通过局部性 “试点” 尝试效果, 积累经验, 探索改革方案, 已成为 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策略和进路。 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187 个司法改革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 我 国不同层级法院在试点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不相同。 相较于其他层级的法院, 中级人民法院在试点改革中 具有更为突出的地位。 司法改革的试点可分为自发性改革试点、 引导性改革试点、 参与性改革试点三种类 型, 在这三种类型中, 中级人民法院各有其特定的作用形态与方式。 为更好发挥司法改革试点的作用, 有必 要进一步明确中级人民法院作为试点改革枢纽的突出地位, 将试点基本单元主要设定于中级人民法院层级, 以中级人民法院为基础选择试点法院, 尤其是突出省会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试点中的引领作用。

摘要:通过重新整理近代中国消费统计资料, 并根据经典消费经济思想和理论, 对近代中国的居民消 费进行经济学逻辑和实证分析可知: 近代中国的居民消费依序受到人口总量、 人均收入、 消费品价格、 滞后 一期的消费惯性和政府消费五个方面影响。 其中, 人口总量、 人均收入和滞后一期的消费惯性每变动 1%, 居民消费总额会相应地同向变动 1. 64%、 1. 22%和 0. 11%; 价格和政府消费每变动 1%, 居民消费总额会相 应地反向变动 0. 16%和 0. 11%。 近代中国居民消费的相关研究表明, 在总人口没有大的波动的条件下, 人均 可支配收入和商品价格是一国居民消费需求最重要的两个直接影响因素。